• 陳壽與《三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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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7-17

    《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字承祚,巴西郡安漢縣(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后主建興十一年(公元233年),卒于晉惠帝元康七年(297年),年六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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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陳壽少時受學于同郡古史學家譙周,“聰警敏識,屬文富艷”(《華陽國志》卷十一《陳壽傳》)。在蜀漢政權下,陳壽出仕為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按《華陽國志·陳壽傳》謂陳壽在蜀漢時,“初應州命,衛將軍主薄、東觀秘書郎、散騎黃門侍郎。”《晉書·陳壽傳》謂壽“仕蜀為觀閣令史”茲從《華陽國志》。)當時宦官黃皓專權,許多朝臣都諂附他,陳壽獨不然,所以屢被譴黜。

      蜀漢,后主炎興元年(263年),為曹魏所滅,這時陳壽三十一歲。兩年之后,司馬炎奪取曹魏政權,建立晉朝,是為晉武帝。陳壽居父喪時,有病,使侍婢調治藥丸,當時人認為這件事觸犯封建禮教,加以貶責,沈廢累年。后來張華欣賞陳壽的才學,以為他雖然未能避遠嫌疑,但是還不至于因此廢黜。張華位高望重,由于他的揄揚,于是陳壽被舉為孝廉,作佐著作郎,出補平陽侯相。(按《晉書·陳壽傳》:“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卷二十二《晉書陳壽傳》條:“按泰始十年壽上表稱‘平陽侯相’,此云‘平陽令’,恐誤。”錢氏之說甚是?!度A陽國志·陳壽傳》正作“出為平陽侯相”,今從之。不過,《華陽國志》將陳壽出為平陽侯相事敘于西晉平吳之后,則是錯的。)當陳壽為佐著作郎時,曾受中書監荀勖、中書令和嶠的委托,定諸葛亮故事。晉武帝泰始十年(274年),陳壽在平陽侯相任上,撰《諸葛亮集》二十四篇,奏于朝廷。不久,即遷著作郎。陳壽為佐著作郎及著作郎時,都兼領本郡中正。(陳壽領本郡中正事,《晉書·陳壽傳》敘于編輯《諸葛亮集》遷著作郎之后。按陳壽編輯《諸葛亮集》在泰始十年,則領本郡中正似應在泰始十年之后。但是《三國志·譙周傳》又說:“(泰始)五年,予嘗為本郡中正,清定事訖,求休還家,往與周別”這是陳壽自敘之詞,是最可靠的,可見他在泰始五年已為本郡中正了。大概陳壽在為佐著作郎時已兼本郡中正,并非只在為著作郎時,《晉書·陳壽傳》可能是概括言之。)

      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滅吳,自漢末以來,分崩離析,三國鼎峙,前后約九十年,至此又復歸于一統。這時陳壽四十八歲。他開始整理三國史事,著魏、蜀、吳書共六十五篇,稱為《三國志》。張華看到這部書,很欣賞,薦舉陳壽為中書郎。權臣荀勖嫉妒張華,因此也不喜歡陳壽,授意吏部遷陳壽為長廣太守。陳壽以母老為借口,辭官不就。鎮南大將軍杜預表薦陳壽為散騎侍郎,朝廷任命他為治書侍御史。后來因母死丁憂去職。他母親臨死時,遺囑葬于洛陽,陳壽遵照辦理。當時清議認為陳壽不以母喪歸葬蜀中故鄉是不對的,于是又受到貶責。數年之后,起為太子中庶子,還沒有就職,就病死了。

      陳壽雖然很有才學,但是當西晉朝政腐敗、權貴恣肆之時,他終身仕官是不得志的,所以《華陽國志·陳壽傳》說:“位望不充其才,當時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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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陳壽的老師譙周是一位研究古史的人,他撰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正司馬遷《史記》中的謬誤。雖然書中批評的意見并不全都恰當(后來晉司馬彪又駁辨《古史考》中不當者一百二十二條),但是他究竟是對古史用過一番考覈工夫的。陳壽受到譙周的啟發和教育,所以從少時起,就精讀古代歷史名著,如《尚書》、《春秋三傳》、《史記》、《漢書》等,研究撰寫史書的方法、議例、別裁、通識。后來他自己寫史書,先從地方史做起。自東漢初以來,蜀中鄭伯邑、趙彥信、漢中陳申伯、祝元靈、廣漢王文表等,都留心鄉邦人物,作《巴蜀耆舊傳》。陳壽認為他們的著作還有不足之處,于是撰《益部耆舊傳》十篇。(《晉書·陳壽傳》謂:壽撰“《益都耆舊傳》十篇”。按《華陽國志·陳壽傳》作“《益部耆舊傳》”,《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均同。按西漢武帝分全國為十三部,部置刺史,督察郡國,后亦稱州,所以“益部”即是益州,《晉書》作“益都”,誤也。)此外,他又撰《古國志》五十篇,而最精心結撰的則是《三國志》?!兑娌筷扰f傳》與《古國志》都亡佚了,只有《三國志》流傳下來。

      在陳壽撰著《三國志》之前,魏、吳兩國都有官修的史書,如王沈《魏書》、韋昭《吳書》;又有魚豢《魏略》,是私家撰述。這些書都是陳壽所參考依據的資料。當然,除此之外,陳壽還可能多方采訪。至于蜀漢,因為未置史官,無有撰述,所以蜀漢史事,更有賴于陳壽的殷勤搜集,不過,陳壽原是蜀人,對于故國文獻,向來留意,在撰著《三國志》之前,即曾奉命定諸葛亮故事,所以也還是具備有利的條件。(《三國志·蜀后主傳》評:“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劉知幾不同意這個意見,他說:“案《蜀志》稱王崇補東觀,許蓋掌禮儀,又郤正為秘書郎,廣求益部史籍,斯則典校無闕,屬詞有所矣;而陳壽評云,蜀不置史官者,得非厚誣諸葛乎?”(《史通》卷十一《史官》)按劉知幾所舉之例,并不足以駁倒陳壽的說法。蜀漢時雖有東觀郎、秘書郎等官,可能只是典校書籍,而并未修史,所以陳壽說:“注記無官,行事多遺。”蜀漢有沒有史官修書,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當時許多人都是知道的,陳壽不至于為此事說假話以“厚誣諸葛”?!度A陽國志》卷十一《王化傳》說:“王化之弟王崇,“蜀時東觀郎”,西晉時為尚書郎,曾著《蜀書》,并且說:“其書與陳壽頗不同。”王崇所著《蜀書》,亦是蜀漢亡后的私家撰述,其撰作大概與陳壽同時,并不是他為蜀漢東觀郎時所撰。)撰成后,當時見到稿本的人都很贊賞,“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比之于司馬遷、班固,并且對陳壽說:“當以《晉書》相付耳。”夏侯湛正在撰《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己書而罷。”陳壽死后,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頵等上表說:“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艷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愿垂采錄。”于是朝廷命令河南尹、洛陽令派人到陳壽家中抄寫這部書,保藏于政府。(以上數行中引文均見《晉書·陳壽傳》)

      陳壽的《三國志》,就大體說來,超出于其他諸家關于魏、蜀、吳三國史事的撰著,成為古代紀傳體史書中杰出的作品,所以后人對它評價頗高。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說:“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蛾柷铩?、《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征,或疏闊寡要。惟陳壽《三國志》,文質辯洽,荀、張比之遷、固,非妄譽也。”可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見。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問題,引起后人的批評與責難。

      第一個是關于陳壽修史態度的問題?!稌x書·陳壽傳》在肯定《三國志》的價值之后,又記載了兩件事,說明陳壽修史有時對人物評價所持的態度不夠公平:

      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于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參軍,謖為諸葛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但是這兩件事是否可靠呢?古代學者中是有人相信這個說法的,宋陳振孫《直齋書錄題解》卷四《三國志》條,評價《三國志》時就這樣說:“乞米作佳傳,以私憾毀諸葛亮父子,難乎免物議矣。”但是也有一些學者,如清代的朱彝尊、杭世駿、王鳴盛、趙翼等,經過調查研究,為陳壽辨誣。王鳴盛綜合朱、杭二人的意見,認為陳壽對于魏朝文士,只為王粲、衛覬等五人立傳,至于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于《王粲傳》中附書。今《王粲傳》附書云:“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修、河內荀緯等,亦有文采。”又于《劉廙傳》附見云:“與丁儀共論刑禮。”這樣已經夠了,何必還要更立專傳呢?況且丁儀、丁廙兄弟并非好人,王沈《魏書》、魚豢《魏略》都記載他們的壞事,這種人當然不能再立佳傳,并不是陳壽因索米不得而故意抑之。關于街亭之敗,陳壽直書馬謖違背諸葛亮的節度,為張郃所敗,并未嘗以私怨而歸咎于諸葛亮;至于論諸葛亮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都曾這樣說過,也不是陳壽一人之私言。王鳴盛同意朱、杭二人之說,又補充說:陳壽入晉之后,撰次《諸葛亮集》,作表奏上,推許甚至,在《諸葛亮傳》中,特附《亮集》目錄,并所上書表,以表示尊崇,傳后評中反復稱贊他的刑賞之當,都足以說明陳壽在論述諸葛亮時是很推崇的,并無因父坐罪,懷私怨而貶抑諸葛亮之處(《十七史商榷》卷三十九《陳壽史皆實錄》條),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陳壽論諸葛亮》條,也舉出許多例證,說明陳壽對諸葛亮推崇備至,所謂因父被髡而于諸葛亮有貶詞者,乃無識之論。以上這些辨析都很明確,可見《晉書·陳壽傳》所記的這兩件事都是不足信的,不能據此認為陳壽修史時因私人恩怨而褒貶不公。

      其次,后人對于《三國志》責難最多者是以魏為正統一事。陳壽修《三國志》,是以魏為正統的。書中對于魏國的君主如曹操(曹丕建立魏朝后,追尊曹操為武皇帝)、曹丕、曹叡等,都列為武帝、文帝、明帝諸紀,而對于蜀漢與吳的君主,如劉備、孫權等,則立為傳。在《魏書》中,對于劉備稱帝、孫權稱帝之事皆不書;而在《蜀書》、《吳書》中,于君主即位,必記明魏之年號,以見正統之在魏。東晉習鑿齒作《漢晉春秋》,開始提出異議,主張以蜀漢為正統。南宋朱熹以后,多贊同習鑿齒而非陳壽。關于此問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三國志》條有一段解釋:

      以理而論壽之謬萬萬無辭;以勢而論,則鑿齒帝漢順而易,壽欲帝漢逆而難。蓋鑿齒時晉已南渡,其事有類乎蜀,為偏安者爭正統,此孚于當代之論者也。壽則身為晉武之臣,而晉武承魏之統,偽魏是偽晉矣,其能行于當代哉!此猶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漢、南唐跡近于蜀,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故南宋諸儒乃紛紛起而帝蜀。此皆當論其世,未可以一格繩也。

      這個解釋相當的明白。所謂“正統”之說,完全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其是非標準,以對當時封建統治是否有利為權衡。西晉承魏,北宋承周,建都于中原,所以當時封建史家都以魏為正統;東晉與南宋都是偏安江南,情況與蜀漢相似,所以當時封建史家又都以蜀漢為正統。陳壽修《三國志》,以魏為正統,這正是封建史家照例的做法。這種是非的爭論,在我們今天看來,是毫無意義的。

      另一種對《三國志》的批評,是說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廻護,換句話說,就是替封建統治者(尤其是西晉的統治者)隱惡溢美?!妒吠ā肪砥摺吨睍菲?ldquo;當宣、景開基之時,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武侯,或發仗云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多廻護》條舉出許多例證。譬如魏齊王芳之被廢,是司馬師的主張,事前太后并不知道,而《齊王芳紀》反載太后之令,極言齊王芳無道不孝,以見其當廢;高貴鄉公親自率兵討司馬昭,為司馬昭之黨成濟所殺,乃《高貴鄉公紀》但書“高貴鄉公卒”,絕不見被殺之跡,反載太后之令,言高貴鄉公悖逆不道,自陷大禍,欲以庶人禮葬之;敘魏與蜀戰爭,常是諱敗夸勝,劉放、孫資本是奸邪之人,而陳壽作二人合傳,說他們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諫諍,并時陳損益,不專導諛言,大致因為孫、劉二人有功于西晉統治者司馬氏,司馬氏感激他們,所以陳壽為二人作佳傳。由劉知幾、趙翼所舉的例證,可以看出陳壽為西晉統治者廻護是很明顯的。本來封建史書都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不過,封建史家的思想有進步與落后的不同,因此對封建統治者的態度也不完全一樣。有進步性思想的封建史家,能夠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或據事直書,或微辭諷刺,司馬遷《史記》之所以卓絕,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點,陳壽《三國志》在這方面是不如《史記》的。

      以上所舉,是歷來學者對于《三國志》幾點重要的批評。其中索米不遂而不為丁儀兄弟立傳及因父受刑而貶抑諸葛亮的兩種傳說,都是不可靠的。至于以魏為正統,乃是西晉封建史家所不得不如此做的,而且所謂“正統”的是非,我們今日也不必去管它。所以這兩項都不能算是《三國志》的缺點。惟獨書中時有曲筆,多所廻護,替西晉統治者隱惡溢美,這的確是《三國志》思想性較差之處。

      陳壽修《三國志》,為了維護當時統治者司馬氏的利益,作了不少的曲筆,但是對于曹魏與孫吳刑政的苛虐,徭役的繁重,都還是據事直書;同時,其他許多史事的敘述,也都是“裁剪斟酌處,亦自有下筆不茍者,參訂他書,而后知其矜慎”(趙翼《廿二史劄記》卷六《三國志書事得實》條)。茲以《諸葛亮傳》為例,加以說明。諸葛亮是三國時杰出的政治家與軍事家,關于他的史料,文獻記載與口頭傳說都相當的豐富。陳壽作《諸葛亮傳》時,在史料的取舍上,是經過審慎斟酌的。關于劉備與諸葛亮最初相識的經過,《魏略》與《九州春秋》都說是諸葛亮自己去見劉備的,陳壽不取此說,而根據諸葛亮《出師表》中的自述:“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所以記此事時說:“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諸葛亮征南中事,當時傳說不免有夸大溢美之處,譬如對于孟獲的七擒七縱,是不合情理的,所謂“南人不復反”,也是不合事實的(后來習鑿齒作《漢晉春秋》,采錄這些事),陳壽一概不取,只說:“其秋悉平,軍資所出,國以富饒。”當時又有這樣一種傳說:諸葛亮于建興五年北伐時,屯于陽平,命大軍東出,司馬懿率二十萬人徑至城下,城中兵少力弱,將士失色,莫知所出,諸葛亮意氣自若,敕軍中皆臥旗息鼓,大開城門。司馬懿疑有伏兵,引軍北去。西晉人郭沖說諸葛亮五事,此為其一(見裴注引王隱《蜀記》)。后來小說、戲劇中所謂“空城計”的故事,即原于此。其實這個傳說既不合當時歷史事實,也不合情理。蜀漢建興五年即魏太和元年,這時司馬懿為荊州都督,鎮宛城,并未在關中與諸葛亮對敵交兵,況且司馬懿也是久經戰陣,很有軍事經驗的人,不至于這樣幼稚可欺。所以陳壽屏棄不取。諸葛亮《后出師表》載于吳人張儼《默記》中,就這篇文中所敘事實與思想來看,都不像是諸葛亮的作品,可能是張儼擬作的(清人袁枚、黃以周都曾作文辨析)。陳壽作《諸葛亮傳》,不錄此篇,是有道理的。從以上所舉諸事例,都足以看出陳壽對于史料的取舍選擇,非常謹嚴矜慎。他雖然很崇拜諸葛亮,但是對于有些傳說將諸葛亮夸飾得過于神奇者,他都不采用。

      陳壽所作諸傳,照顧的方面很廣。凡是三國時期在政治、經濟、軍事上有關系的人物,以及在學術思想、文學、藝術、科學技術上有貢獻者,他幾乎都網羅其事跡,寫在書中,又根據其重要程度的不同,或立專傳,或用附見。不過,也不免偶有遺漏。譬如華佗與張仲景都是建安中的名醫,陳壽為華佗立傳,而忽略了張仲景,《史通·人物》篇已指出這一點,認為是陳壽的“網漏吞舟”。又如馬鈞是當時“天下之名巧”,陳壽也沒有給他立傳。

      《三國志》只有紀、傳而沒有志,似乎也是一個缺陷。志是比較難作的,江淹認為:“史之所難,無出于志。”(《史通·正史》篇)陳壽大概是因為搜集材料不夠,所以沒有作志。

      《三國志》通體簡約爽潔,無繁冗蕪雜之弊,各傳中所選錄的文章,也都能擇取最重要者,大都有政治意義,或兼有文學價值,不像王沈《魏書》、魚豢《魏略》載錄文章選擇不嚴,招致“穢累”之譏(《史通·載文》篇)。至于陳壽的文章,亦以簡潔見長,而對于歷史人物的描寫,在生動傳神方面,則不如司馬遷的《史記》,亦不如班固的《漢書》。葉適說:“陳壽筆高處,逼司馬遷,方之班固,但少文義緣飾耳,要終勝固也。”(《文獻通考》卷一九一《經籍考》《三國志》條引)未免稱贊過高。李慈銘說:“承祚固稱良史,然其意務簡潔,故裁制有余,文采不足;當時人物,不減秦漢之際,乃子長作《史記》,聲色百倍,承祚此書,闇然無華,范蔚宗《后漢書》較為勝矣。”(《越縵堂日記》咸豐己未二月初三日)這個衡量是分寸恰當的。三國時期頗有些英俊奇偉、倜儻不群的人物,后來小說、戲劇多取材于三國時的歷史故事,這也是一個原因,如果陳壽能在描寫歷史人物方面藝術性更高一些,則將會使這部史書更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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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自陳壽作《三國志》后約一百三十多年,劉宋文帝命裴松之作《三國志》注。

      裴松之(372年-451年),字世期,河東聞喜(山西聞喜縣)人,他的祖父裴昧已遷居江南。裴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宋初,官中書侍郎。他奉命作《三國志》注,即“鳩集傳記,增廣異聞”,書成,于元嘉六年(429年)奏上,宋文帝很欣賞,說:“此為不朽矣。”(以上引文均見《宋書》卷六十四《裴松之傳》)

      裴松之《上三國志注表》說:

      壽書銓敘可觀,事多審正……然失在于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旁摭遺逸。……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缺;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并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

      可見裴注體例,不在于訓詁名物的解釋,而在于史料的補缺與糾謬。雖然后來有些學者認為裴注失于繁蕪,譬如劉知幾說:裴注“喜聚異同,不加刊定,恣其擊難,坐長繁蕪”(《史通·補注》篇)陳振孫也說:《三國志》“本書固率略,而注又繁蕪。”(《直齋書錄題解》卷四《三國志》條)葉適認為“注之所載,皆壽書之棄余。”(《文獻通考》卷一九一《經籍考》《三國志》條引)但是這些批評并不全都恰當,尤其葉適的說法更是錯的。裴注所引史料,其中大部分是陳壽同時或以后的人的著作,從各方面搜得的史料,并非都是陳壽所能見到的,怎么能說是“皆壽書之棄余”呢?

      劉宋以前注史書者,如服虔、應劭、孟康、晉灼等之注《漢書》,徐廣之注《史記》,大概都是偏重于解釋書中字句的音義與名物、制度;裴松之獨創為廣搜異聞、補缺糾謬的另一種注史書的新體例,后來梁劉峻注《世說新語》,即仿此體。裴書引書一百四十多種,其與史家無涉者尚不在數內(據錢大昕的統計,見《廿二史考異》卷十五)。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幾早已亡佚了,賴裴注征引,尚可見其崖略,并且裴注引書首尾完具,不加以裁剪割裂,尤便于讀者參考。所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考證之家,取材不竭,轉相引據者,反多于陳壽本書焉。”總之,裴注搜采廣博,多存異書,考證辨析,也相當精確,我們今天讀《三國志》,必須讀裴注,研究三國時期的歷史,裴注應當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本文摘自《讀史存稿》(三聯書店1963年第1版1982年第2?。?,作者:繆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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